衡陽方言的家禽家畜均是“禽畜名+性別詞”的“雞公”類詞，現(xiàn)對其進行以下分析。來源方面，通過分析歷史文獻及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對牲畜的命名，認為“雞公”類詞是漢語自身演變發(fā)展的結果，與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影響沒有關系。結構方面，指出性別詞不論是形容詞還是名詞，“雞公”類詞均為“修飾語+中心語”的“偏+正”結構。

衡陽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截至2023年3月，衡陽市轄5個區(qū)（蒸湘區(qū)、雁峰區(qū)、石鼓區(qū)、珠暉區(qū)、南岳區(qū)），5個縣（衡陽縣、衡南縣、衡山縣、衡東縣、祁東縣），代管2個縣級市（耒陽市、常寧市）。衡陽市總面積15310平方千米，全市常住人口為657.74萬人。衡陽方言主要屬于湘語衡州片（如衡陽縣、衡南縣、衡東縣）和贛語耒資片（如耒陽市和常寧市），只有小部分地區(qū)屬于湘語永全片（如祁東縣）和湘語婁邵片（如南岳區(qū)及橫山縣部分地區(qū)）。

衡陽方言中家禽家畜命名的普遍特點是性別詞位于禽畜名的后面?！半u鴨狗豬?！钡拇菩勖闆r見下表。

衡陽方言“雞鴨狗豬?！钡拇菩勖闆r表

注：由于衡陽市區(qū)的蒸湘區(qū)、雁峰區(qū)、石鼓區(qū)、珠暉區(qū)、南岳區(qū)在“雞鴨狗豬牛”的雌雄命名方面并沒有區(qū)別，因此表中只列市政府所在地的蒸湘區(qū)。

從表中的內容來看，衡陽方言的禽畜名都是性別詞在后，如“雞公、鴨公、狗婆子、牛婆子”等。北方官話的禽畜名則大都是性別詞在前，如北京話中的“公雞、公鴨、母狗、母?！钡?。本文把這種性別詞在后的“禽畜名+性別詞”詞語稱作“雞公”類詞，性別詞在前的“性別詞+禽畜名”詞語稱作“公雞”類詞。衡陽方言中的禽畜名均屬“雞公”類詞?！半u公”類詞在南方漢語方言中非常普遍，如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語和粵語等。本文將對衡陽方言“雞公”類詞的來源和結構進行簡單探討。

“雞公”類詞的來源

關于漢語方言中“雞公”類詞的來源，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雞公”類詞是受南方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影響而產生的。例如，岑麒祥認為“雞公”類詞的語法結構和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等地“僮語”的語序類型一致，是“古越語”中沉淀下來的語言成分[1]。袁家驊等則指出“這一類構詞方式在北方方言中很少見，而在南方粵語、客家語方言中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構詞法跟壯侗語族各語言（壯、黎、侗、水語等）是很接近的”[2]。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雞公”類詞是漢語本身固有的。例如，林倫倫在考證了一些古籍用例及甘肅漢語方言后認為，“雞公”類“倒序”詞其實已見于早期漢語，但是在南方漢語中，這種“倒序”現(xiàn)象因受有正偏結構的南方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影響而保留了下來[3]。

然而，對歷史文獻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事實并非如此?！半u公”類詞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就已經開始出現(xiàn)，且此后的文獻中更是時有出現(xiàn)。例如以下幾個事例。

第一，“羊牝十，其四毋（無）子，貲嗇夫、佐各一盾”。（《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

第二，“雄，鳥父也……雌，鳥母也”。（《說文解字·佳部》）

第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北史》卷八四）

第四，“吾家有雞母，乘春數(shù)子生”。（北宋·李覯《惜雞詩》）

上述古籍中的“雞公”類詞顯然與壯侗語族的影響無關。此外，北方地區(qū)的不少方言中也存在“雞公”類詞，如甘肅定西、會寧、通渭、秦安、清水、天水、隴西、武西、西和、武都、文縣等地就有“雞公”“雞婆”“雞母”等說法[4]，這很難說是受到南方壯侗語族的影響。根據(jù)歷史文獻，在與南方少數(shù)民族語言接觸的過程中，北方漢語一直都是影響源和輸出方，因此如果說南方漢語廣泛存在的“雞公”類詞是受壯侗語族的影響，很難讓人信服。

李藍在繪制語言地圖、列舉文獻例證的基礎上，通過深入分析和對比一些少數(shù)民族語言對牲畜的命名方式，明確指出“雞公”類詞是漢語自身發(fā)生和發(fā)展的結果，與少數(shù)民族語言沒有關系[5]。南方方言中之所以普遍存在“雞公”類詞，可能是因為晉末、唐末中原地區(qū)向南方地區(qū)大規(guī)模移民時帶去的。綜合歷史文獻及李藍的觀點，筆者認為衡陽方言的“雞公”類詞應該是漢語本身就固有的，與壯侗語族的影響無關。

“雞公”類詞的結構

關于漢語方言“雞公”類詞的結構，有以下幾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雞公”類詞是“正+偏”結構，比如岑麒祥就明確指出“雞公”類詞屬于中心語在前、形容詞在后的“正+偏”結構[6]。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是“偏+正”結構。比如張洪年認為粵語中的“雞公”類詞其實和北方漢語中的“蛋黃”“口紅”一樣，因此“雞公”的“雞”應分析為修飾語（“偏”的部分），“公”應分析成端語（“正”的部分）[7]。

“正+偏”結構和“偏+正”結構這兩種觀點針鋒相對，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持“正+偏”結構觀點的學者認為后面的性別詞為形容詞，如岑麒祥、橋本萬太郎等。持“偏+正”結構的學者認為后面的性別詞為名詞。如張洪年在討論粵語中的“魚生”“菜干”這類詞時，認為“生”“干”為名詞，原因是“魚生”“菜干”中的“生”“干”都是高平調，而這正是粵語里陰平調名詞的特征[8]。

筆者認為“雞公”類詞的結構為“正+偏”還是“偏+正”與性別詞的詞性關系不大?！半u公”類詞是名詞，如果性別詞為形容詞，則“雞公”類詞應該為“名+形”式復合詞。據(jù)趙元任的研究，“名+形”式復合詞做名詞時有兩種類型：一類是顏色的名字，是根據(jù)物體的顏色而命名的，如“茶綠”“墨綠”“雪青”“藤黃”“天青”等；另一類是指具有某名詞物質所有的形容性質，如“魚生、魚滑、魚白、蛋白（兒）、蛋黃（兒）、血清、糖稀、口紅”等，這些詞的形容性主體都有其實質含義，還具有個別形容詞所代表的性質[9]。“雞公”類詞的性別詞如果為形容詞，則屬于趙元任所說“名+形”式復合詞做名詞的第二種類型。與“魚生、口紅”一樣，此時的“公”最好將其歸為名詞性。也就是說，筆者認為，一個原本為形容詞性的詞素，當它和名詞性詞素結合構成“魚生”這一類復合詞時，這個形容詞性詞素其實更應看作名詞性詞素。比如，形容詞“稀”，它在“稀泥”中是形容詞，表示“濃度小、含水多”；但是在“糖稀”中則表示“濃度小、含水多的東西”，此時“稀”是名詞。

當然，很多學者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稀泥”中的“稀”是形容詞性詞素，“糖稀”中的“稀”是名詞性詞素，它們是兩個不同的詞素，不能這樣簡單地進行比較。例如，項夢冰在討論漢語方言復合詞的異序現(xiàn)象時，就將特定語言系統(tǒng)的“語素同一”分為“同源同一語素”和“系統(tǒng)同一語素”，將親屬語言或方言之間的“語素同一”分為“同源同一語素”和“對應同一語素”[10]。按照項夢冰的觀點，“稀泥”中的“稀”和“糖稀”中的“稀”屬“源同一語素”，而不是“系統(tǒng)同一語素”或“對應同一語素”。因此項夢冰認為“正+偏”結構這一觀點錯誤的實質原因是把語素的“同源”和“同一”等同起來，把詞語的邏輯結構關系和語法結構關系等同起來，或在具體的語素組合和某個固定的語法結構類型之間建立起虛幻的一對一關系。但是筆者認為在討論“雞公”類詞的結構時，這種區(qū)分實無必要。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現(xiàn)以“糖稀”一詞為例進行討論。

“稀”本指事物之間距離遠、空隙大（《說文·禾部》：稀，疏也），其作為形容詞使用；后來轉指濃度小、含水多，也是形容詞，如“稀泥”；再轉指濃度小、含水多的東西，成了名詞性成分，如“糖稀”。

按照筆者的理解，“稀”之所以從“濃度小、含水多”這一形容詞性語素義發(fā)展出“濃度小、含水多的東西”這一名詞性語素義，根本原因是出現(xiàn)了“糖稀”這樣的詞。“糖稀”屬于趙元任所說的“名+形”式復合詞做名詞的第二種類型，與“魚生、口紅”一樣，此時，“稀”的語素義就不再是“濃度小、含水多”，而是“濃度小、含水多的東西”。由于出現(xiàn)了“糖稀”這樣的詞，“稀”才出現(xiàn)了“濃度小、含水多的東西”這個名詞性語素義，而不是相反?！半u公”類詞與此種情況相似。因此，“雞公”類詞的性別詞即使為形容詞性，但是一旦構成“雞公”類詞，這個性別詞也只能處理成名詞性詞素。

如果性別詞是名詞，是否就能充分證明“雞公”類詞就是“偏+正”結構呢？其實也未必。名詞的語法功能之一就是做修飾語，比如“人潮”“肉色”中的“人”“肉”都是名詞性的，但是它們都是修飾性成分。如果“雞公”類詞的性別詞為名詞性，盡管性別詞位置在后面，但是也不能從根本上否定性別詞可以做修飾語。也就是說，性別詞為形容詞性詞素，并不能證明“雞公”類詞就是“正+偏”結構；性別詞為名詞性詞素，也無法證明“雞公”類詞就是“偏+正”結構。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漢語中根本不存在“正+偏”這種結構。丁邦新從歷史角度考察發(fā)現(xiàn)，古代漢語中并沒有“正+偏”這一結構的詞語[11]。句法結構有“偏+正”結構，沒有“正+偏”結構，因此對于“雞公”類復合詞，完全沒必要將其分析為句法層面根本不存在的“正+偏”結構。如果句法層面存在“正+偏”結構，則不論性別詞是形容詞性還是名詞性，“雞公”類詞都有可能被分析為“正+偏”結構。筆者認為項夢冰對“語素同一”的劃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雞公”類詞的結構問題，因此在討論“雞公”類詞的結構時，完全不必糾結性別詞的詞性問題。既然這樣，那就不妨認為“雞公”類詞的性別詞原為形容詞性的，只是當它和名詞性詞素結合，構成“魚生”這一類復合詞時，這個形容詞性詞素才變成名詞性詞素。這樣不僅更合乎邏輯，而且也顯得簡單明了。

覃遠雄在討論“雞公”類詞的結構時就沒有糾結性別詞的詞性問題，而是從“雞公”類詞的語義出發(fā)，將其理解為“……里……的一類”[12]。比如“雞公”可以理解為“雞里公的一類”，“牛牯”可以理解為“牛里牯的一類”。覃遠雄認為“……里……的一類”這種理解方式只能分析為“偏+正”結構，因此“雞公”類詞同樣也是“偏+正”結構。這種分析方法顯然比側重性別詞性質的方法要更合理。

橋本萬太郎在語言地理類型學的基礎上，提出南北漢語類型推移說[13]。按照這一理論，衡陽方言的“雞公”詞都是南方壯侗語族影響的結果，其結構為“中心語+修飾語”的“正+偏”結構。本文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認為衡陽等南方方言的“雞公”類詞都是漢語自身發(fā)展的結果，與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影響沒有關系，其結構為“修飾語+中心語”的“偏+正”結構。

2020年度湖南省社科評審委項目《地理語言學視角下的衡陽地區(qū)方言接觸研究》（XSP20YBC371）。

（作者單位：1-2.湖南工商大學；3.西北大學）

[1][6]岑麒祥.從廣東方言中體察語言的交流和發(fā)展[J].中國語文,1953(04):9-12.

[2]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3][4]林倫倫.試談廣東諸方言倒序詞產生的原因[J].汕頭大學學報,1987(01):119-123.

[5]李藍.“雞公”類詞的共時分布與歷時源流[J].語文研究,2014(04):56-65. 

[7][8]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9]趙元任.趙元任全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0]項夢冰.試論漢語方言復合詞的異序現(xiàn)象[J].語言研究,1988(02):81-94.

[11]丁邦新.論漢語方言中“中心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J].方言,2000(03):194-197.

[12]覃遠雄.漢語方言詞的一種偏正結構及相關問題[J].方言,2015(04):295-301.

[13]橋本萬太郎.語言地理類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