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大全》作為明代的一部集結(jié)宋元諸儒學說的四書集成類官修著作，在國內(nèi)的科舉與學術(shù)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同時該書也在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廣泛流行。但是因該書襲元人倪士毅的《四書輯釋》，故該書歷來受到學界詬病，認為其是“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如今，隨著當下研究的深入，人們發(fā)現(xiàn)該書在內(nèi)容編纂上對程朱之學的經(jīng)典詮釋與理論建構(gòu)進行了新的梳理，體現(xiàn)了胡廣等人獨特的解經(jīng)特色和思想傾向。因此，現(xiàn)試圖從該書的編纂立場、編纂體例、解經(jīng)方式等方面重新探討《四書大全》的價值意蘊，以期為《四書大全》的學術(shù)價值正名，也為該書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家孔孟而戶程朱，背戾者不取”：尊“朱”的編纂立場，鞏固了程朱理學的主導地位

著作《四書大全》體現(xiàn)了明顯的宗朱傾向，凡是與朱子思想相背離的觀點都未被納入編纂之列。關(guān)于此，該書在《四書集注大全凡例》中明確闡述了其編輯宗旨：“《四書》大書，《朱子集注》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fā)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現(xiàn)就相關(guān)論證如下。

從編纂人員來看：編纂者大都來自閩浙贛三地，

護守朱學之正宗

從參與編纂《四書大全》的人員來看，其籍貫主要集中在閩浙贛三地。編寫《四書大全》的編纂者共計42位，其中，15人來自江西，11人來自福建，9人來自浙江，4人來自江蘇，其余3人分別來自湖南、廣東和湖北。而從分工層面來看，具有決定權(quán)的編纂者主要來自江西，如總纂官三人中，胡廣、金幼孜都是江西人，而兩位實際負責人蕭時中和陳循全部來自江西，參修人員中也是江西籍官員居多，共計11位。眾所周知，閩浙贛三個區(qū)域可謂宋代理學的淵藪，也是朱子后學光大程朱思想的三大主陣地。從42位編纂者大部分來自閩浙贛三地，可以看出該書在編纂之初就已表現(xiàn)出明顯的尊朱傾向和嚴謹?shù)木幾霊B(tài)度。且42位官員大多是翰林院及地方教官中學識、經(jīng)驗豐富的優(yōu)異者。這也從側(cè)面反映了這些編纂者具有較高的四書學理論涵養(yǎng)和編纂素養(yǎng)，因此在纂疏選材上對朱子《四書》詮釋學及宋元以來的朱子后學思想有相對準確的把握。這也保證了該書的編纂質(zhì)量，延續(xù)了歷代較為純粹的朱子學特征。正如胡廣在《進五經(jīng)四書性理大全表進書表》中所言：“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學不惑他歧，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圣域之歸?！?/span>

從編纂源流來看：取材于“朱門集釋”之正宗，

學問旨趣以羽翼朱子為宗

從編纂源流來看，《四書大全》以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底本，并重點參考了吳真子的《四書集成》。胡廣在《四書集注大全凡例》中也有交代，即“凡諸家語錄文集內(nèi)有發(fā)明經(jīng)注，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那么編者為何獨選這兩本書作為主要選材呢？其實其并非草率之舉，而是有其獨特的考究。

第一，《四書大全》以元代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取材底本，而《四書輯釋》是理學發(fā)展到元代的重要成果，其主旨是通過對朱子《四書集注》的輯釋，闡明朱子學的本旨，糾正違背朱子本意的異論，以維護朱子學的純潔性，因此選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取材底本，可以說從源頭捍衛(wèi)了《四書大全》的宗朱立場，延續(xù)了朱子學正統(tǒng)。此外，倪士毅是元代新安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倪士毅的老師陳櫟還被世人稱為“朱子世嫡”，由此可見，胡廣等人在取材方面具有較為嚴謹?shù)膶W術(shù)考究和選材標準。

第二，《四書大全》的取材溯源體現(xiàn)了純正的朱子學統(tǒng)。關(guān)于《四書大全》的編纂源流，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過詳細的論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從顧炎武的論述可知，《四書大全》取材于倪士毅的《四書輯釋》，而倪士毅的《四書輯釋》來源于其師陳櫟《四書發(fā)明》和胡炳文的《四書通》；《四書發(fā)明》和《四書通》又參照了吳真子的《四書集成》；吳真子的《四書集成》又積極吸收了蔡?！端臅琛泛挖w順孫《四書纂疏》的成果；而《四書集疏》和《四書纂疏》又來源于祝洙的《四書集注附錄》，祝洙所作《四書集注附錄》又是模仿真德秀的《大學集義》而成。經(jīng)研究，筆者發(fā)現(xiàn)這幾部著作之間除了存在“纂疏體”格式的模仿外，作者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師承授受關(guān)系。從南宋的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到元代的五傳弟子倪士毅都是師承朱熹而來，可謂宋元朱子門人后學的一個縮影，因此，他們在學術(shù)思想上秉承了朱子四書學的精髓，維護了純粹的朱子學統(tǒng)。此外，由于《四書集成》成書較早，但是“昔之論者，病其泛濫”，認為它“博而雜”且缺乏采擇，相較而言，倪士毅的《四書輯釋》卻規(guī)避了這些缺點，在取材方面又優(yōu)勝于《四書集成》。對此，清代學者萬經(jīng)曾評價說：“由宋迄元，不下數(shù)十家，而義理明備、采擇精當，莫如道川倪氏之《輯釋》。”可見，《四書大全》的取材并非草率之舉，而是具有嚴謹?shù)膶W術(shù)考量和純粹的宗朱旨趣。

“并非上欺朝廷，下誑士子”：援引門人后學之說，梳理了宋元以來的“四書學”發(fā)展脈絡(luò)

《四書大全》問世之后，世人對其褒貶不一，而其“上欺朝廷，下誑士子”的負面評價也成為世人對《四書大全》的總體印象。但是其內(nèi)容實際上反映了編纂者求真務(wù)實、嚴謹認真的編纂態(tài)度，尤其是甄選、援引的百余家學說，集結(jié)了宋元以來的四書學成果，完成了繼南宋至元以來對《四書》學成果的整合。

集成先儒之說，求之以“全”

《四書大全》誠如其名，以“全”為編纂特色?！叭敝饕憩F(xiàn)為集成眾說，形成了一部資料豐富的集成類四書學著作。根據(jù)《四書大全集注凡例》可知，書中援引了自東漢至元106家先儒的注解，這一百多名儒者除了東漢的鄭玄和唐代的孔穎達外，大多與朱熹具有師承關(guān)系，比如朱熹的親傳弟子黃榦、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蔡模等皆在其列；同時朱熹的再傳甚至三傳、四傳、五傳弟子也在援引之列，比如朱熹的三傳弟子趙順孫、四傳弟子陳櫟和胡炳文以及五傳弟子倪士毅等的論述都在引文有所展現(xiàn)，總之，他們存在親密的師承授受關(guān)系，在地理、學理上的聯(lián)系甚密，形成了系列氣派的朱子后學，如以程若庸、陳櫟、胡炳文、倪士毅等為代表的新安理學；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等為代表的北山學派，他們結(jié)成理學群體來羽翼朱子，并采擇符合朱熹注釋本意的宋元儒者疏解匯聚成書，進一步傳播和擴大了朱子學影響。

參考《四書集成》，增益輔廣之說

《四書大全》一書以《四書輯釋》為底本進行增刪，增刪的內(nèi)容重點參考了吳真子的《四書集成》，通過梳理各家注解發(fā)現(xiàn)，新增的注解中以輔廣的注解最多，其中《孟子集注大全》中輔廣的注解就有近200條。我們知道，《四書集成》是承襲趙順孫的《四書纂疏》而來，筆者在梳理吳真子的《四書集成》殘卷時發(fā)現(xiàn)，《四書集成》多采趙順孫《四書纂疏》，而《四書纂疏》的撰寫特點之一就是“重點采輯輔廣之說”，輔廣注解在《四書纂疏》中總計達1750條，占所有注釋的51％。因此，《四書大全》補充如此之多輔廣之說，極有可能便是從吳真子《四書集成》中而來。為什么會增益如此之多的輔廣之說，筆者認為除了受吳真子的《四書集成》影響外，還可能與輔廣為人及其與朱子的關(guān)系有關(guān)。輔廣被認為是朱熹最忠實的門徒之一，此外，輔廣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獨特的“四書”見解，也是《四書大全》多采輔廣之說的重要原因。

承繼朱子學統(tǒng)，新增“北山學派”許謙之說

《四書大全》在《四書輯釋》的基礎(chǔ)上全新增加了“北山學派”代表人物許謙的大量論述?！端臅笕饭灿嬚饕?06家注解，其中征引了《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中的6家注解，分別是王柏、金履祥、許謙、歐陽玄、何夢貴、方逢辰，共計注解154條，其中征引許謙注解最多，多達118條，占北山學派總注解的76.6%，內(nèi)容主要選自許謙著作《讀四書叢說》。綜觀《四書大全》所征引的許謙注解，發(fā)現(xiàn)其論述具有言簡意賅、善于舉例、善于提煉概括等特點，也正因這一疏解特色，《讀四書叢說》在元明時期得到了較高的社會評價。此外，許謙在學術(shù)上歷來享有盛名，與北儒許衡并稱“南北二許”。許謙作為北山學派的第四代傳人，對光大朱學有重大影響，歷來被視為朱熹的正傳；許謙完成了對北山學派“何、王、金、許”傳承譜系的建構(gòu)，這對朱子道統(tǒng)的整體發(fā)展具有關(guān)鍵作用。

“并非抄謄一過、草率成書”：獨特的解經(jīng)方式，完善了朱子“四書”詮釋體系的建構(gòu)

《四書大全》對《四書輯釋》并非完全不假思索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尊朱的基礎(chǔ)下進行了有選擇、有立場的修改，特別是在注疏風格、解經(jīng)方式上，胡廣等獨特的思想旨趣進一步完善了朱子“四書”詮釋體系的建構(gòu)，也為明清“四書”詮釋范式提供了借鑒。

延續(xù)南宋奉“朱子四書”為“經(jīng)”的詮釋路徑：大書《集注》《或問》，以“經(jīng)”解經(jīng)

《四書大全》在行文格式中，將朱子所作的“注”上升為“經(jīng)”，這與南宋趙順孫的《四書纂疏》做法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四書大全》將經(jīng)文與朱子《集注》同樣作大字，而眾人說解一律以小字注附于其后。為了區(qū)分經(jīng)與注的層次，胡廣等又把《四書集注》中朱子所作的注釋縮小了一個字號，同時在位置排版上將《集注》中朱子所作的注釋比“四書”經(jīng)文降一格以作區(qū)分。此外，《大學中庸或問》也采用了同樣的排版格式，大字書寫但比經(jīng)文小一個字號、比經(jīng)文低一格以示區(qū)別。

眾所周知，古人注經(jīng)通常都是大書正文在前，注以小字形式跟隨其后。而《四書大全》將經(jīng)與注同為大書的做法，表明胡廣等已將朱子《集注》同樣視為“經(jīng)”，這樣的處理也表明該書帶有明顯的尊朱傾向，這也是該書的編纂宗旨，即傳承與羽翼朱子學說，力圖使“朱學”獲得“正宗”地位，從而達到利用儒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使民眾形成共同的價值體系和政治文化認同的社會效應(yīng)。

調(diào)整“四書”布局，回歸朱子本意：先《大學》《論語》，

后《孟子》《中庸》

《四書大全》雖然以《四書輯釋》為編寫藍本，但在四部經(jīng)典的排版順序上做了顛覆性修改。如《四書輯釋》的編寫格局是典型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四書大全》的整體編寫格局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從南宋朱子后學所編纂的四書學著作體系來看，從朱子私淑弟子真德秀的《四書集編》到朱子三傳弟子趙順孫的《四書纂疏》，其編排體例都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格局，一般認為這樣的編排是考慮到《大學》《中庸》篇幅太少，出于排版的方便，一般把篇幅短小的《大學》《中庸》章置于前面，而把《四書》當中字數(shù)最多的孟子放在最后面。針對這種排版慣例，倪士毅也沿用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格局，以至于到清代，甚至當下的大部分四書類書籍都沿用了這種編排模式。至于哪種編排順序更好，當然見仁見智，但是從朱子的本意來看，胡廣等對《四書大全》的編排格局的安排，實際上貼合了朱熹關(guān)于治學先后的初衷，具有規(guī)整的學統(tǒng)性和純粹的尊朱傾向。據(jù)《朱子語類·卷十四·大學一》記載：“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

前置《大學章句序》，凸顯官修教本地位：將《大學章句序》置于卷首，并將《凡例》置于其后

胡廣等所撰《四書大全》將《大學章句序》置于卷首，并將《凡例》置于其后，而《四書輯釋》的順序是卷首放《凡例》，其后放《讀大學法》，再其后才放《大學章句序》，即胡廣把原本位列第三的《大學章句序》放到了卷首。這便彰顯了《大學章句序》的獨特地位，那胡廣為什么要特別強調(diào)《大學章句序》的獨特地位呢？

筆者以為，胡廣等將《大學章句序》置于卷首，首先是因為《大學》作為“四書五經(jīng)”之首，有獨特的經(jīng)學地位和重要的社會影響力，正如程子（程頤）所言：“《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這一獨特的地位與《四書大全》的官方教本身份具有一致性，因此將其序言放在卷首，以凸顯《四書大全》御修之書的獨特身份。其次，是因為《大學章句序》的內(nèi)容要旨與《四書大全》的編纂初衷相契合，即通過實現(xiàn)政統(tǒng)、道統(tǒng)、學統(tǒng)合一，使天下百姓在政治強化的狀態(tài)下實現(xiàn)基于文化認同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洞髮W章句序》開篇即指出：“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這恰與朱棣在《四書大全御制序》中所說的“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相呼應(yīng)。此外，《大學章句序言》是朱子在編寫《四書章句集注》一書時，為方便讀者深入領(lǐng)悟《大學》所作的一篇導言，這篇序言可以看作朱熹總結(jié)南宋以前的中國教育史綱，而《四書大全》作為一部官方編纂的御修之書，其編纂的動機之一就是“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這與《大學章句序》有關(guān)教育的目的、初衷等相關(guān)論述高度吻合，因此，將《大學章句序》置于卷首有其深層考慮，也從側(cè)面反映了胡廣等編纂者較為嚴謹?shù)木帉懰悸泛蛯χ熳訉W理的考究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