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僧弘秀集》是明代后期毛晉編刻的一部明代僧詩總集，選有明代171年間190余位詩僧的1700余首詩?！睹魃胄慵返木幙淌艿矫鞔鸾?、僧詩的發(fā)展狀況以及蘇州地區(qū)藏書刻書風尚的影響。編者毛晉四處征采材料，經嚴謹的校對審訂后，于崇禎十六年（1643）在汲古閣刻成是集。《明僧弘秀集》刊刻成書后，數百年間，幾經流轉，終得見于今日?？疾臁睹魃胄慵返木幙塘鱾鬟^程有助于明代僧詩文集的整理和研究。

明代僧詩研究是歷代僧詩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明代詩僧文獻卷帙浩繁，難以整理。迄今為止，明代究竟有多少詩僧、僧詩仍是謎團。于此用力最著者，前有李舜臣先生，大致勾勒出明代僧詩的發(fā)展態(tài)勢、特征，并提及了明代僧詩文獻整理的必要性；后有李玉栓先生，對明代僧詩別集、詩僧數量等進行了大致的摸排。盡管諸學者勤謹如此，明代詩僧、僧詩的具體規(guī)模、質量、特征等問題仍未有定論，明代僧詩文獻的整理仍是當下急需解決的問題?！睹魃胄慵肥悄壳笆珍浢鞔娮钔陚涞脑姼杩偧?。胡玉縉先生在《續(xù)四庫提要三種》中提及《明僧弘秀集》說：“欲考有明一代僧人之詩，殆不能外是矣?！惫手睹魃胄慵穼τ诿鞔娧芯康闹匾?。但《明僧弘秀集》存世數量少，目前僅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有崇禎十六年汲古閣刻本，其編刻流傳的情況更是少有人知，甚至有聲音質疑《明僧弘秀集》并未刊刻。有鑒于此，筆者以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為底本，參與別本，對其編刻流傳情況加以考察。

《明僧弘秀集》的輯選刊刻

毛晉在《明僧弘秀集》詩末僧人小傳中描述了自己收集、校勘材料的過程，故而，我們可以大致將他網羅、?？辈牧系那樾喂蠢粘鰜怼?/span>

《明僧弘秀集》的輯選審定

1.材料收集

毛晉在《明僧弘秀集》詩末僧人小傳中描述了自己收集材料的過程，雖不盡全，卻也值得推敲考究。

其一，從其他詩文集中得來。如毛晉在詩末小傳中寫道：“余讀見心和尚澹游集，得其詩五篇，復從玉山唱和集得三十余篇?！薄傲脊缫韵率幸蝗耍耘c元璞同時，唱和諸篇悉見玉山草堂集中?！薄芭甲x東皋錄，始詳衍公始末?！睆倪@些描述來看，《明僧弘秀集》中不少詩僧、僧詩文獻是從其他詩文集中輯來的，有《玉山唱和集》《玉山草堂集》《東皋錄》《鶴林類集》等。

其二，從塔銘石刻輯來。如：“據宋文憲作文明?；鄯◣熕懺疲骸评^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卒于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此至正十七年也。”毛晉不只關注相關的詩文集，塔銘也是他用以考察詩僧生卒年的重要材料。如他寫道：“惜其文罕傳，余僅見石屋珙公塔銘?！?/span>

其三，從序語題跋、山庵對聯(lián)中得來。如“余曾見蕭翼賺蘭亭圖后有鄱陽釋庭俊一跋云……”“青齋詮部劉公珝序云：‘本初嘉上人……’”從僧人所作題跋、序語中挖掘所需要的信息，也是毛晉收集材料的重要方式。此外，他在《明僧弘秀集》詩末小傳中寫道：“余嘗在一山庵中見楣間一聯(lián)云：‘山色宜茅屋，松花滿飯盂?！瘒@賞不已，知是師句，編覓其詩，僅得數首?！扁衷核聫R的對聯(lián)也是他收集詩僧、僧詩文獻的重要途徑。

其四，坊間傳誦、友人存藏的詩文也被毛晉所網羅收集。如：“其登吳山詩云：‘荒林鳥雀聲如怨，故國風云氣未平’吳中人多傳誦?！?吳中人所傳誦的僧人詩歌，也被毛晉輯選在集。從中可以看出，毛晉在材料收集上可以說是竭盡全力，幾乎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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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集來的材料，毛晉多進行了考證校對、辨誤辨?zhèn)?。例如他在《明僧弘秀集》道元小傳中寫道：“因攜別本考之，果是陳氏寄夫詩也。……不知何時混入，今已削去。”通過不同版本書籍的對比，他把不是僧人所寫的詩歌進行了剔除。又如他在《明僧弘秀集》楚材小傳中寫道：“此乃耶律楚材作，今刪去?！薄按耸撬谓B興間桃花庵主妙普禪師作也，亦號性空，后人混入，錄此辯偽?！庇捎谶x錄的詩僧數量較多，多有重名之人，但他并不因此避重就輕，而是進行了詳細考察。他在竺庵小傳中寫道：“大同字一云，號別峰，化于洪武三年，賜號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安得與修永樂大典？”對于僧人是否參與了《永樂大典》的修撰，毛晉也作了詳細的考察。又如他在絕宗小傳中寫道：“余因檢宋文憲集中，二文具在，殆同名而非一僧也?！贝藶槊珪x考辨僧人生卒年、行跡之辭，僧人不存于國朝者不錄，事跡不符者必考，未有定論者存疑，足見其選材之審慎。以上種種，雖不能盡概毛晉校勘之全貌，然于只言片語的敘述中，仍能見到毛晉抄錄求索、校對考辨《明僧弘秀集》材料之一角。

《明僧弘秀集》的版本特征

《明僧弘秀集》是崇禎十六年（1643）汲古閣刊刻的明代僧詩總集，目前僅見崇禎十六年毛晉汲古閣一個版本。在中國古籍聯(lián)合目錄及循證平臺進行檢索，得知《明僧弘秀集》目前存世共四個刻本，分別館藏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四川省圖書館，查詢時顯示寧波天一閣博物館也有（清）手抄本（尚有待證實）。此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有李玉栓先生的《明僧弘秀集》點校本。筆者以國家圖書館藏本《明僧弘秀集》為底本，從裝幀、版式、字體、諱字、前人著錄等方面描述其版本信息。

1.裝幀特征

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善本書號為11487，共六冊，一十三卷，每冊前后有護紙，均為四針眼線裝書。據蔣元卿先生的敘述，線裝書的出現當在萬歷年間，后成為明中葉以后圖書裝幀的主流形式。線裝包括折頁、分書、齊線、添副頁、草訂、加書面、截書、打磨、包角、釘眼、穿線、帖簽等工序，各家用的材料、裝訂的方式不一，故可借此來鑒定版本。汲古閣裝訂書面多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藏經紙具有“厚重，紋理稍粗，精細瑩滑，久存不休，書寫效果絕佳”的特點，多為裝潢之用。檢視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從其裝幀來看，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為四針眼線裝書，符合線裝書出現的時間。

2.版式特征

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的版式為左右雙邊、上下單邊；行款為每半頁九行十九字；雙魚尾；書口為白口；版心上刻“明僧弘秀集”五字；天頭高于地腳；每卷卷首、卷尾版心中刻“汲古閣”三字（第二、五、七、八、九卷卷尾未見，疑已脫去；第十一、十二卷卷首卷尾亦未見，疑為后人補刻）；版心上刻卷數、下刻頁碼；總目頁首頁、第一卷卷首、第十三卷卷首和卷末刻有“汲古閣 毛氏正本”字樣；首頁和尾頁有“北京圖書館藏”藏??；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頁右下方鈐有“歙吳蘭根所藏”“小石山房所藏”藏印；全書有墨釘十五處，分別在總目卷第七頁、卷三第五頁、卷五三十七頁和五十四頁、卷六第二頁和六三十頁、卷八的第二頁、卷十第二十四頁、卷十一第二十五頁（共計四處）、卷十二第十三頁和十六頁、卷十三的第十頁。墨釘是用來表示雕版中闕文待補的標記，同一個版本墨釘的數量相同，故可借此來鑒定其版本。從版式上看，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也符合汲古閣刻書規(guī)范。據學者考察，毛晉天啟前刻本版心所鐫為“綠君亭”，其后多刻“汲古閣”（當在汲古閣建成之后），有刻本會在每卷首尾頁版心中央標出“汲古閣 毛氏正本”，如《十七史》《史記索隱》等皆如此。據此考察，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的版式符合汲古閣刻書規(guī)范。拿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和汲古閣所刻《史記索隱》對比，其刻印所在位置、天頭地腳、魚尾、欄線均相同。據此判斷，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當為汲古閣刻本。

3.前人著錄

前人對《明僧弘秀集》的著錄是鑒定其版本以及真?zhèn)蔚闹匾绞健Ｆ渲凶罹邊⒖純r值的當屬陳瑚所撰《為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陳瑚在小傳中寫道：“（毛晉）所著有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人詩、野外詩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虞鄉(xiāng)雜記》若干卷，《隱湖小識若干卷》。所輯有《方輿勝覽》若干卷，《明詩紀事》若干卷，《國秀》《隱秀》《弘秀》《閨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若干卷?！标惡魇敲珪x晚年好友，其所言“《國秀》《隱秀》《弘秀》《閨秀》”中的《弘秀》即《明僧弘秀集》。另毛晉在道衍小傳中寫道“余選其詩，擬入國秀集”，后因錢謙益的建議，仍舊放在《弘秀集》中。由此推知，《明僧弘秀集》實有其書，并且和《國秀》《閨秀》《隱秀》同為一個系列。另又見清丁丙在《善本書室藏書志》中明確著錄有明刊本《明僧弘秀集》；有學者發(fā)現民國藏書家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后所輯“知而未得者目錄”中同樣輯有《明僧弘秀集》；又在《蕭山朱氏六唐人齋藏書錄》中見《明僧弘秀集》。從諸家著錄中，筆者判斷《明僧弘秀集》確有其書。結合其裝幀以及前人著錄的情況，筆者斷定《明僧弘秀集》確為毛晉所輯，并于崇禎十六年（1643）于汲古閣刻成。所遺憾者，未見《明僧弘秀集》中刻工姓名，不能確證《明僧弘秀集》為何人所刻。

《明僧弘秀集》的流傳庋藏

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首頁和尾頁鈐有“北京圖書館藏”藏??；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頁右下方亦鈐有“歙吳蘭根家藏”和“小石山房所藏”兩個藏印。又見《蕭山朱氏六唐人齋藏書錄》中有《明僧弘秀集》，其介紹中說所藏《明僧弘秀集》亦鈐有“歙吳蘭根家藏”藏書印，可知國圖藏本和蕭氏所藏為同一本。據此，可大致將其流傳庋藏的過程勾勒出來。

明清時期

崇禎十六年（1643），毛晉完成了《明僧弘秀集》的輯選，并于是年春天付諸汲古閣版刻。按毛晉汲古閣在江蘇常熟隱湖之南七里橋（今常熟昆承湖），故知在1643年后的一段時間內，《明僧弘秀集》藏置于此。此后近兩百年的時間里，均未見到有關《明僧弘秀集》流傳存藏的信息。至清道光年間（1821—1850），《明僧弘秀集》存藏的信息才再次出現。檢視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發(fā)現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頁右下方均鈐有“小石山房所藏”和“歙吳蘭根家藏”兩個藏印。“小石山房”是清代著名藏書家顧湘的藏書樓。顧湘是江蘇常熟人（1829—1880），故而推知，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在這段時間內被私人藏書家顧湘藏置于江蘇常熟。在“小石山房所藏”藏印左上方，鈐有“歙吳蘭根家藏”藏印。按照古代藏書鈐印的習慣，“通常是先擁有者把自己的藏書印鈐于正文卷端最下方，而后得之者再往上鈐蓋，這樣便可知曉該書流傳的原委”?！办▍翘m根家藏”藏印既位于顧湘藏印的左上方，故其大概率在顧湘之后所得，故筆者判斷這次存藏的時間當在1880年以后。檢視其藏印，為反映籍貫和姓名的私家里居印?！办▍翘m根家藏”中的“歙”，筆者判斷是安徽歙縣。安徽歙縣是清代著名的藏書地區(qū)，從宋代開始就出現過很多著名的藏書家。有學者統(tǒng)計，僅安徽歙縣，著名的藏書家就有七十八位之多，其中吳姓藏書家就有十七位。此外，此地藏書家藏印的篆刻樣式也頗為符合《明僧弘秀集》中的藏書印，如“歙許志古家藏”“歙吳束三藏書”等，均是地名在前，名字在后。但搜尋歙縣相關藏書家，均未找到與吳蘭根相關的信息，故只知其名，不知其行跡。據此推知，在顧湘之后，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當由安徽歙縣一位名叫吳蘭根的私人藏書家收藏。

民國之后

《蕭山朱氏六唐人齋藏書錄》中著錄有《明僧弘秀集》，其介紹中說所藏《明僧弘秀集》亦鈐有“歙吳蘭根家藏”藏書印?！傲迫她S”為浙江蕭山收藏家朱文鈞的藏書室，故而推知在歙縣吳蘭根之后，國圖本《明僧弘秀集》為朱文均先生所得，并藏置于“六唐人齋”中。按朱文均先生生于1882年，逝世于1937年可推知，在這段時間內，國圖本《明僧弘秀集》被朱文均藏置于浙江蕭山“六唐人齋”中。1952年，朱文均的后代遵照其遺愿，將所藏全數碑帖無償捐獻給國家，后又將其遺藏的兩萬余冊明清善本古籍捐贈給國家，分別館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圖書館、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和浙江省博物館。筆者推測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正在其所捐贈的兩萬余冊明清善本古籍中。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首頁和尾頁鈐有“北京圖書館藏”藏印。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是籌建于1909年的京師圖書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1949）更名為北京圖書館；1998年12月經國務院批準，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直至現今其名稱均未改變。由此推知，1949—1998年這段時間內，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藏于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后，《明僧弘秀集》直至今日仍藏置其中，其流傳存藏的過程大致如此。

在明代末期佛教中興的背景之下，僧詩的創(chuàng)作也呈現出繁盛的景象。毛晉受當時蘇州藏書刻書風尚的影響，自小好刻版藏書，其時佛教僧詩的興盛又為其編選《明僧弘秀集》提供了契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毛晉以“以詩存人，弘明君子”為旨歸，四處征采詩僧、僧詩文獻，詳加考校，于崇禎十六年在汲古閣完成了《明僧弘秀集》的刊刻。刊刻完成后，《明僧弘秀集》流傳數百年，存藏于“汲古閣”“小石山房”“歙縣”“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等地，終得見于今日?！睹魃胄慵肪庍x有明一代190余位僧人的1700余首詩作，是迄今為止收錄明代僧詩最為完備的明代僧詩總集，考察其編刻流傳，一則可為明代僧詩的研究奠定重要的文獻基礎，二則為消除《明僧弘秀集》真?zhèn)伟姹镜囊蓱]。